留在陕北：两个知青的“冷暖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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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当年总计有两万八千多名北京知青到陕北插队，最终因各种原因遗留下来的有两百人，王雄骥和杨泽芳是这当中非常特殊的两位。为了不给父亲加重“走资派”的罪行，16岁的王雄骥注销了自己的北京户口，报名下乡，按照政策，作为家中独子杨泽芳本可以免于插队，但是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女同学萧红却因为父亲是“黑五类”，成了再教育的对象。其父希望杨泽芳能陪她一同下乡，好有个照应。
天壤之别的起点 却让知青获相似的命运归宿
解说：他曾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将军之子，却成了唯一一位留在陕北的高干子弟知青。
杨泽芳：对于北京来说，我没有选择了。
解说：他曾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却因为一首诗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王雄骥：我似乎仅仅是一个被抛弃了的人或者说被忘却的人。
解说：王雄骥今年63岁，家住陕西延安，1992年所在的工厂停产，他靠着搭楼板，运砖坯维持生计，数十年间延安市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却仍旧独自住在不到20平米的旧窑洞里。
王雄骥：1986年或是1987年北京市政府颁发的，这是光荣的北京人，志在边疆，建功立业，这是一个纪念币。
解说：今年62岁的杨泽芳是延安一家油矿的退休职工，和老伴结婚35年育有两个孩子，杨泽芳很健谈，却从不提及自己的过去，在他的心里，深藏着一段隐秘的往事。
记者：你那些原来老照片为什么烧了？
杨泽芳：说起来就是，我把那些烧了，没留下。
陈晓楠：这两名老人都已经年过六旬了，在延安生活了有四十多年，他们走在大街上看起来穿着打扮和当地人没什么区别，可是一说起话来满口的京腔京调，平日里这两位老人其实很少和别人往来，认识他们的街坊邻居总觉得他们好像举止有点怪异，有点神秘，而这两个在当地人眼中所谓的怪人，他们彼此并不熟悉，他们都有着非常特殊的命运，而且惊人地相似，他们都是当年从北京插队而来的知青，而当大批知识青年随着历史的风暴席卷回城的时候，他们又都是被城市坚定而无情地拒绝，被回城的列车抛下来的人。
对于这两个命运归宿何其相似的老知青来讲，他们命运的起点却又是看起来天壤之别。
解说：据统计当年总计有两万八千多名北京知青到陕北插队，最终因各种原因遗留下来的有两百人，王雄骥和杨泽芳是这当中非常特殊的两位，杨泽芳北京96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52年出生于一个高干家庭，父亲是部队的将军，母亲是总政歌舞团的作曲家，生活条件十分优越，作为家中的独苗，杨泽芳从小无忧无虑受尽宠爱。
杨泽芳：那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就是奶妈、保姆就是这些，我在小学二年级我母亲天天背着我就那样，今天我跟我母亲要月亮她不敢摘个太阳，要什么就是什么，从小对我特别的宠。
王雄骥：这箱子是当年我插队的时候知青每人都有。
记者：这是知青的箱子啊？
王雄骥：这是知青插队的箱子，一切向着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
解说：王雄骥北京64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51年出生于北京一个普通市民家庭，家里还有四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他从小性格内向、木讷，不爱和小伙伴打打闹闹，总是一个人看书。1966年受“文革”冲击学校陷入停课状态，独自逡巡于大街小巷的王雄骥转而迷上了另一样东西大字报。
王雄骥：我的知识基本都是来自漫天遍野的大字报，通过阅览大字报了解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里边的内容主要是一种对于人性的解剖性的文章，短小精悍，鞭辟入里。
解说：1968年为了给红卫兵运动刹车，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因为“文革”一开始，王雄骥在供销社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为了不给父亲加重罪行，16岁的王雄骥注销了自己的北京户口，报名下乡，按照政策，作为家中独子杨泽芳本可以免于插队，但是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女同学萧红却因为父亲是“黑五类”，成了再教育的对象，萧红的父亲曾是一位高级军官，和杨泽芳的父亲是最要好的战友，所以父亲希望杨泽芳能陪她一同下乡，好有个照应。
彼时上山下乡的动员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成为年轻一代追求的时尚，父亲的一番话令杨泽芳浮想联翩，他旋即兴奋地报了名，他甚至憧憬着和青梅竹马在千里之外开始一段风花雪月的浪漫。
杨泽芳：感到还挺有趣味的，就是凑热闹，就抱着那种情况，反正就想咱家里边的条件一直特优越，至少我要回去的，那么个情况，我不可能在陕北待一辈子。临走的时候我母亲送我，我母亲哭得很厉害，我只是过来安慰一下我母亲，我说去看一看，不行再回来吧，我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解说：母亲的眼泪并没有影响到杨泽芳心中的乐观，1968年底到1969年初，王雄骥和杨泽芳等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先后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他们中很多人的人生轨道从此彻底转换了方向。在辗转30多个小时到达延安后，王雄骥被分配到黄陵县苍村公社，住进了黄土地深处的一个农家窑洞，在这里一呆就是7年。
7年间他干过统计、当过生产队长，学会了碾米磨面，做饭烧炕，也学会的耕地除草，下圈掏粪。当在大院长大的杨泽芳踏上这片黄土地时，从小没吃过苦的他震惊不已，但由于父亲的关系，相较于其他知青，杨泽芳这位特殊的知青自由散漫，艰苦的下乡生活在他那里却成了田园牧歌。
杨泽芳：把我们那管得挺严的那时候，就那时候我呢就不理他们那一套，中途我还回了几次北京，我买了小白兔奶糖，那时候回来以后就是大包小包，就跟陕北农民的背柴似的，一弄弄了几包就载回来了，给他们带回来。
解说：习惯了农村生活后，王雄骥除了劳动之外，其余的时间全部用在攻读各种书籍上，平时一有空就往新华书店跑，尽管条件艰苦，农活繁重，但王雄骥“两耳不闻窗外事”，整日沉浸在书本中，他成了村里人眼中的“书呆子”。
记者：这个箱子上面那个马列都是你贴的是吗？
王雄骥：是我贴的，两个图像是我最敬重的，白天照样劳动，只是利用间歇的时间打个盹，眯瞪一下，就是一到晚上下工之后点上小煤油灯，一看就看半宿，三四点钟天快亮了才睡觉，躺一会又起来了，那时候精力特别旺盛。
因为爱情 女知青赌气离世男知青被送劳改
解说：当王雄骥和其他知青们挽着裤腿，挥舞着铁锹在田间低头挥汗如雨，修理地球时，杨泽芳正惬意地享受着爱情的甜蜜。1970年，萧红被延安歌舞团录取，成了一名专业演员，随后为了离萧红更近一些杨泽芳通过父亲的秘书调至延安民航站工作，两个年轻人相互照顾，感情迅速升温。
杨泽芳：就我们自己开的小灶那时候觉得挺幸福，我们原本打算计划说在延安再待两年，看一看，玩两年，上年龄以后咱们再回北京，咱们回去以后再定下婚事。
解说：下乡之初，因为自己高干子弟的身份，杨泽芳没有像其他知青一样辛苦劳作，反而像他一开始想象的那样过上了伊甸园般的二人世界。
而王雄骥一边劳动一边看书，简单的乡村生活似乎更适合他孤僻的个性，此时二人没有料到接下来等待他们的会是命运无情的嘲弄。
1974年杨泽芳结识了另一位北京女知青，由于两人有共同的爱好，接触开始频繁起来，这一切被萧红看在眼里，他们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杨泽芳：她说你要跟她接触，咱们以后各走各的道，你走你阳关道，我走我独木桥，就不让我跟她接触，我说你看既然是老乡，她来了，我不能撵人家走。
解说：这一次争吵两个人不欢而散，粗心的杨泽芳觉得萧红只是一时赌气，对她激烈的情绪并未放在心上，1974年4月21日，那名女知青又来到杨泽芳的宿舍，向他请教拉小提琴的技术，恰好被上门的萧红看见，第三天正在上班的杨泽芳突然得知一个噩耗，就在前一天晚上萧红自杀了。
杨泽芳：给她父母写了一封遗书，给我写了一封，把我们过去的童年时代怎么怎么的回味了一下，给那女的写了一封遗书是臭骂了一顿。她服了乐果农药，喝的量也小，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过来，最后她就双手把那电线剪断以后双手击电，是电击死的。
解说：萧红的离世犹如一记重锤，砸得杨泽芳天旋地转，第二个月他主动调往天津民航工作，想离开这片伤心之地，谁知刚到天津不足两个月，几名公安干警突然出现在杨泽芳面前，宣布他被逮捕了。
陈晓楠：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初期，各地的农村发生了任意批斗，吊打知识青年的事件，然而最骇人听闻的莫过于女知识青年被侮辱、奸淫的事件云南建设兵团曾经曝出了几起恶性强奸女知青的事件，从而引发了知青群体的骚乱，这些问题震惊了中南海，1971年和1973年，中央曾经先后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坚决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的阶级敌人，凡是强奸女知识青年的都要依法严惩，此后各地纷纷举行了大规模宣判会，对奸污女知青的罪犯进行了惩治，而在这一特殊时期女知青萧红的死让杨泽芳成为了众矢之的，在严打的风声之下，贵为高干的父母对于儿子的事情也无能为力，最终杨泽芳以伤害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四年，送往陕北姚家坡劳改农场。
回京恰逢国家巨变 王雄骥因“反革命”锒铛入狱
解说：1975年高干子弟知青杨泽芳正在劳改农场搬砖，普通知青王雄骥对此并不知情，那时的他已经离开乡下通过招工当了一名司炉工人，次年3月，他请了20多天的探亲假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那时的王雄骥丝毫没有料到这个国家即将面临一场巨变。
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引发了全国性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抗议浪潮，清明节期间北京市上百万群众不顾重重禁令涌向天安门广场，写下了大量革命诗词，史称“四五运动”。
1976年4月4日，就在“四五运动”爆发的前日，王雄骥在街上闲逛时看到一大群人涌向天安门，出于好奇他随着人流走了进去，就在王雄骥在广场上东张西望之际，几行毛笔字突然吸引了他的目光。
王雄骥：手工编织的一个花篮，用的是松柏枝，上面中间是一个白纸，上面写着这么几句，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后边的是一系列的删节号，就点的点点。
解说：短短的几句诗令王雄骥心潮起伏，生性内向，不善言辞的他自小离家，漂泊在外，平日里专心读书很少和人交流，而父母又在他插队期间相继离世，虽然这首诗的真正含义王雄骥似懂非懂，但诗句中炙烈有力的情感却一下刺痛了他封闭已久的心。
王雄骥：作为我来讲的话书本上的那种知识方面的感情相对的多一点，但生活用的语言来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无法就是将内心的感受表述出来。这首诗词把一个压抑在内心当中十分痛苦而又无奈的那么一种感情给写了出来。
解说：回到延安后，王雄骥的脑海中始终盘桓着这首诗，在一个失眠的夜晚，他将它默写在笔记本上，之后将本子随手放在了床头，熟料这一无意之举却为他招来横祸。一天前来串门的保卫干部看到了笔记本上的内容，立刻向上级反映，随后厂里成立专案组，调查王雄骥的反革命事实材料，经过几个月的内查外调，1976年11月王雄骥以“现行反革命”的罪状被捕入狱，在党委决议当中，赫然写着八个字，思想反动，行为反常。
王雄骥：所谓的思想反动就指的是那首诗词，所谓的行动反常就是我比较孤独的一个人和厂里的工人、干部没有在一起谈谈心，拉拉话，或者说议论议论，给社员记好工分，这是我唯一和社员接触的时间，然后呢就是闷下头看书。
陈晓楠：阴差阳错之下知青王雄骥和杨泽芳分别以两个荒诞的，莫须有的罪名锒铛入狱，无论来延安之前两个人是何种身份、地位、等级，在时代的洪流之下，他们都无法挣脱命运的牢笼，那个时候在狱中接受改造的他们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6年文革结束，1978年国家召开会议，允许知青返城，全国上千万知青像潮水般涌回了城市，而这一刻也成为了很多知青命运的分水岭，而这个时候身陷囹圄的王雄骥和杨泽芳却没有能赶上返程的末班车，他们成了遗落在黄土高原上的几粒黄沙。
刑满回乡 杨泽芳沦为孤家寡人
解说：1978年杨泽芳刑满释放，被分到了劳改农场的砖瓦厂工作，走出蹲了4年的监狱，外面的世界已然天翻地覆，杨泽芳身边的知青或已返城，或正在为回城做各种努力，此时杨泽芳第一个念头便是赶回北京向父母求助。
杨泽芳：回到家里边，大门敞开着，原来我们家有警卫岗，有门卫，门敞开着，家里边没人了，我回去是找到田大妈，就我那个保姆，田妈就说你回来了，回来以后，你回来了我该把你家的事情该给你交个底。
解释：原来在得知杨泽芳出事后，虽然老两口极力想为儿子脱罪，但是在当时严打的形势下，他们也无计可施，儿子的事情令他们深受打击，不久杨泽芳的母亲突发脑血栓引发半身不遂，不到一年便撒手人寰，两年后身为中将的父亲也离开了人世。
杨泽芳：我脑子都是麻木的，浑身四肢都是麻木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母亲的影子一直在我脑海里会出现，我这四年先后失去了两个亲人，就包括萧红，包括她就等于一年一条人命，而且说就是先后老人为我，最后都是为我，过早地就走了。
解说：杨泽芳没有想到一次插队竟然改变了萧红自己乃至整个家庭的命运，至亲、挚爱接连离世，杨泽芳彻底沦为孤家寡人，而更令他备受打击的是因着一场场变故，他永远丧失了留在北京的机会。
杨泽芳：对于北京来说我没有选择了，在我父亲上面那一代人，我虽然跟你的老爷子、老父亲，过去战争年代出生入死，闹革命啊，生里来死里去的，跟你这毛孩子有什么交情，现在的人就是说抱着一种什么态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就躲我而去，躲得远远的。
解说：直到此刻杨泽芳才真正体味到什么叫做世态炎凉，如今的他地位一落千丈无家可归，甚至连生存都成了问题，杨泽芳只得再度回到延安的砖瓦厂，以下苦力求生。
杨泽芳：新生以后不能让你漂流在社会，国家就，所以劳改局系统就业单位成立那么个企业，能给你一碗饭吃，咱们就觉得好像抬不起头来。
记者：你就觉得在那里面你始终是带着个枷锁。
杨泽芳：就带着个枷锁，不是完全一个正常人。
解说：由于砖瓦厂是劳改局的下属单位，在这里工作杨泽芳一直要背负着劳改释放犯的阴影，这让他难以接受，他下定决心摘掉扣在他头上的罪名，1980年，杨泽芳回到当年插队的农村，与此同时他每天骑车一百公里往返于村子和延安信访局，踏上了上访之路。此时的杨泽芳不再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北京高干子弟，而成了一个为活着而挣扎的陕北农民，死去的恋人萧红这时反而成了他挣扎下去的动力。
杨泽芳：因为那个人给了我精神，我必须为她而活着，一定要活着，从哪栽倒从哪爬起来，我就是之么想的。
记者：自从她离开你，离世那一刻起，此后你的生命实际也包含着她的生命是不是？
杨泽芳：我是这么认为，我如果再跌下去，如果我再栽倒，那不是，确实对不起。
全国纠正冤假错案 王雄骥却再入狱
解说：80年代初，全国开始大规模纠正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经过多方奔走，1982年，陕西劳改局宣布杨泽芳无罪，并由一名前科犯改为正式职工，此后他被安排到一家油矿当了一名井下作业工人。
而王雄骥却没有杨泽芳那么幸运，1979年王雄骥刑满出狱回到了原单位，先后干过勤杂工，图书员，钳工，1983年为了锻炼身体，他利用废钢料打的三把剑，一天王雄骥在宿舍休息，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叫他的名字。
王雄骥：我一出去有三四十人，有一半穿白警服的，下边是蓝裤子，白警服的，还有一半是绿军装的武装警察，将我五花大绑地绑起来，绑起来就将我箱子里边的和这个墙上挂着两把剑没收了，三把，我车间里还有一把，没收了三把剑，就将我拘捕了。
解说：最终他以私造凶器的罪名被判了一年半的劳动教养，第二次稀里糊涂地成了罪犯。1985年，王雄骥再次刑满释放，成为一名装卸工人，两次入狱，王雄骥的身体每况愈下，他患上了肾炎、胆结石、糖尿病，工厂停产后仅靠打零工维持生计，二十多年过去了，他至今仍旧孤身一人。截至1980年9月，文革中被错判为“反革命的十八万人基本得到了平反，1999年“反革命”一词已经从宪法中被剔除，但时至今日，王雄骥却依旧没有讨来任何说法，一辈子书呆子气十足，与世无争的他有可能成为全中国最后一位“反革命”分子。
王雄骥：我感觉就是说这首诗不是我写的，但却伴随了我这三十多年的状态。
记者：那四句诗所影响的改变的你这一生，你怎么来看待你的人生呢？
王雄骥：白来世间走一回，因为只有学的东西和社会实践是脱钩的，当时说如果说不被这个政治事件所左右的话，过一个平平常常的生活，对于我来讲应当会是有所作为。
我似乎仅仅是一个被抛弃了的人，或者说被忘却的人。
解说：2013年，杨泽芳将萧红的遗骸迁出，移葬于延安知青墓园，每年清明节他都要来萧红的坟前坐一坐，在当年插队延安的119名干部子弟中，杨泽芳成了唯一留下的一位。
杨泽芳：人常说人死了不如赖活着，而这个人她毕竟把她的青春年华，年纪轻轻的就把命送了，而且永远长眠在黄土高原上，所以我的内心属于一种内疚，作为我的心我陪伴她。
解说：曾经在一孔孔土窑洞当中，两万多名北京知青伴着黄土、北风、锄头、油灯度过了漫长的岁月，而如今40多年过去，这两万人当中还有200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留在这片土地，他们当中有的人是因为消息闭塞错过了返城的末班车，有的是已经成了家，不忍心抛下妻儿，还有的甚至是在回了北京之后又主动选择回来，因为比起北京他们觉得这儿更像是他们的家，这里更为熟悉。
而对于杨泽芳和王雄骥来说，其实他们早已经接受了面前属于他们的这个现实，只是唯一遗憾的是，在当年在那个巨大的命运的十字路口，当时代的列车滚滚而去，他们像两个慌忙赶来的迟到的人，从未真正拥有过选择的权利。
来源：凤凰台《冷暖人生》杨泽芳：每年清明节我都要去给她上坟摘自：黑明《记忆青春》100个知青命运的写照1996年2月28日 星期三 阴 延安
杨泽芳
今天是正月初十，我的生日。好几年没有在家过生日了，几乎每年的现在都在不同的地方做自己爱做的事情，只不过去年的生日和今年的生日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是寻找遗留在黄土地上的北京知青。
前几天听说延长油矿青化砭油田有一位性格古怪的北京知青，不爱说话，除了工作，几乎不和什么人来往，总是喜欢独来独往。按照朋友提供的地址，一早我便赶到离延安40公里的青化砭油田去找杨泽芳，去之后问了很多人，都说没听说过这个人，最终在井下作业队打听到了他。
油田的人几乎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只叫他老杨。修井队的人说，老杨上班去了，跟车去20里外的姚店采油区修井去了。一个小时后，我在延河边的一个油井旁见到了杨泽芳，除了保留着浓郁的北京口音，看上去和其他修井工人没有任何区别。他得知我是特意前来找他的时候，他说外面太冷了，我们去房子里说吧。跟着他，我来到了石油工人值班的箱式活动房，杨泽芳用别人喝水的罐头瓶子倒了一杯白开水递给我，我们围着一个火炉子，说起了他的历史。
杨泽芳是个小矮个儿，看上去显得很老。我问他多大，哪个学校毕业的。他说：“1952年的，44了，老了。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上学也在北京。我是北京九十六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生。毕业都快30年了。”
我问他出生在一个什么家庭，北京家里还有什么人。
他说：“军人家庭。家里没人了。我父亲曾经是空军部队的一名中将，母亲当年是总政歌舞团的作曲家。我小学是在八一学校上的，小时候享受的是一级保育，父母很宠爱我，我是父母唯一的独苗。我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生活上也没受过什么苦，要说家庭条件的话，可以说非常优越。”
我说那么好的家庭背景，为什么插队，为什么不早点回去。他说：“插队开始后，按照规定，我作为独生子应该是‘免下”的范围。但当时和我从小一起长大，而且又是同学的晓红因为她父亲被打成了黑五类，所以她必须下乡接受再教育。晓红的父亲也是一位高级军官，和我父亲是最好的老战友，他们一起当兵，一起打仗，包括我母亲和晓红的母亲也是解放前就在一个部队工作的战友，关系就像亲姊妹一样。
所以，晓红要去插队了，她的父母还不知让造反派关押在什么地方，我父亲对我说，“晓红的父母都在难中，晓红这次插队走得这么远，我和你妈商量想让你陪她一起去延安，好有个照应。其实我当时不想来，因为很多同学都不来，都想等着上大学或者是去当兵，我们当兵很方便，说走就走。但是父母已经商量过了，我只好按照父母的意愿陪同晓红来了延安。
好像是1969年1月初来的延安，具体是哪一天，我就不记得了。
到延安后，我俩才知道没分在一起，而且相隔将近300里路。当时把我分到延安县贯屯公社鲁家屯大队插队了，把她分到富县直罗公社的一个村子了。
时间不长，我就主动要求调到晓红插队的村里。从此晓红像亲姐姐一样关心我，我的衣服都是她洗，我也像亲弟弟一样帮助她，什么重活都不让她干。
“第二年初，晓红被抽到知青汇报团回北京给周总理和中央汇报演出，汇报完回到延安之后，她被留到延安歌舞团当了专职演员。她离开村里后，我感到很孤独，也很寂寞。虽然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谈恋爱，但她走了之后，我总觉得很失落。为了能离晓红近一点，我就通过我父亲的秘书，1971年10月把我安排到了当时的延安民航站工作，那时民航站归空军管，我父亲的秘书说了就算。
“到民航站工作的第二年，我就被送往西北军事电业学院学习了两年。毕业后为了晓红，我又回到了延安民航站工作。那时民航站离歌舞团很近，我们几乎每天都能见面，我经常去她那里吃饭，她也总来民航站找我。
“1973年初，我们互相之间都表露了另外一种感情，从此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深，知道了什么是爱情。那年我21岁，晓红22岁，她长得很漂亮。
“1974年4月21日上午，晓红突然来找我，她很少在上班的时候来找我，一般都是下了班才来。那天她来很激动，给了我一张晚会票说，晚上7点延安大礼堂演晚会，有她的新节目演出，让我一定去看，说完她就走了。没想到晚上我正要出门，结果来了附近工厂的一名女知青让我给她指导一下拉小提琴，大家都是北京来的知青，也不好意思推辞，为了情面，晚上我就没有去看晓红的演出，一直在给那个女知青教琴。估计晓红给了我票，她知道我的位置，所以她发现我没去。等她演出结束后，就跑到我的宿舍找我，也看到了那位女知青在我宿舍，尽管我跟那个女知青并不是很熟悉，也没有任何别的事情，但晓红还是有些怀疑我。当时她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很不高兴。我本来想给她解释一下，当着那个女的我又没好意思，心想过两天再给她解释也不晚，反正自己没做亏心事。
“没想到连着两天她都没来找我。第三天一早，来了两名公安局的干警来找我，问我是不是叫杨泽芳，我说是。结果他们说找我调查晓红的死因，我这才知道晓红写下两封遗书和一封绝命书，喝了一瓶‘乐果’自杀了。
“当我得知晓红自杀的消息之后，自己也想自杀，当时真的是不想活了。很多人劝我，都说你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千万不要想不开。也都觉得晓红太可惜，认为她太轻率。这事发生之后，我实在不想在延安待了，感觉在延安很痛苦，一个月后，又通过我父亲的秘书把我调到了天津民航站工作。虽然离延安远了，但每天还是想着延安，想着晓红，每当想起那件事情就不由得流泪。那段时间整夜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瘦了很多。
“没想到去天津工作还不到两个月，也就是6月18日下午，在我上班的地方突然出现了几名公安干警，有延安的公安，还有天津的公安配合，他们当时就拿出了逮捕证，给我戴上手铐让我跟他们走。第二天，就把我押回了延安。一个月之后，以伤害罪的名义给我判4年刑，送到了延安最大的劳改农场姚家坡。
“判我的刑我没有埋怨什么，一心想着就是为晓红赎罪，毕竟她是因为我死的。在监狱里，我没有和任何人争吵过，每天一句话都不想说，可以说那4年把我的性格彻底改变了，直到现在我也不想说话。其实过去我不是这样，就是那次对我的打击太大了。
“1978年6月17日，我的4年刑满，按说应该离开姚家坡，但监狱管委会把我又留在了劳改农场的新生砖瓦厂工作。当时我很不甘心，第二天就跑到铜川坐火车回北京想去找父母，没想到回到北京家中之后，只有从小带我长大的保姆田大妈在家。我问爸爸妈妈去哪儿了，田大妈哭了，她说你和晓红的事，还有你进监狱的事你爸爸妈妈都知道，他们都很难过，而且都去世了。还说我父母不让她走，让她等着我。听到田大妈的这些话，我当时就瘫软了。没几天我就告别了田大妈，回到了劳改农场的砖瓦厂，从此哪儿也不想去了。至今我父母住过的房子国家还没有收走，我准备退休后回去住。
“刑满的第二年，通过我当年插队的大队书记介绍，认识了一个农村姑娘余秀芳，后来我们结了婚。
1980年初砖瓦厂停产，我被调整到陕西劳改局的新川水泥厂，新川水泥厂也是劳改释放人员组成的，还不如砖瓦厂，呛得要死，很辛苦。
“1982年7月的一天，新川水泥厂的管教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宣布，说我无罪，并且说已经把我从前科犯改为正式职工了。得到这个消息后，我怎么也不想在监狱的水泥厂干了，毕竟那里都是些犯人。平反后，我离开水泥厂回到了当年插队的贯屯公社鲁家屯大队，想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让村里人知道我没有犯罪，我不是坏人。好在村里人都理解我，也同情我。就这样，我又在村里当了将近5年农民，为一家人的吃喝，每天都要上山劳动。”
我问他什么时候参加的工作。他说：“1986年底，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延长油矿管理局找到高鹏飞局长，我把我的不幸遭遇给他说了之后，他很爽快地答应给我帮忙。时间不长他就把我安排到了青化砭油田井下作业队当了工人，从此高局长把我从农民转成石油工人，在野外修井已经整整10年。包括我老婆也是高局长给安排到油田工作的。其实我特别感激高局长，要不然我肯定现在还是个农民。我常想去看看高局长，但听说他调到西安去了，我找了好几次都没找到他。”
杨泽芳最后说：“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我认为谁也不怨，只能怨那个年代。晓红离开人世二十多年了，我还是忘不了她，忘不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如果她还在的话，我们肯定早都回北京了。她走了22年了，每年清明节我都要去给她上坟。”说到这里，杨泽芳又一次流出了眼泪。
离开杨泽芳之后，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去了杨泽芳当年工作过的延安民航站，买到一张明天飞往北京的机票，然后找了几个朋友一起去喝酒，算是给自己过过32岁的生日。
注：杨泽芳的故事是否完全属实，我没有地方去考证，但他的故事一直以来，的确很让我感动。
王雄骥：进过两次监狱摘自：黑明《记忆青春》100个知青命运的写照1995年10月1日 星期日 晴 延安
王雄骥
听说王雄骥进过两次监狱，所以我很想见见他，想问问究竟是为什么进监狱。在韩天佑的带领下，在一孔很老的窑洞里我见到了王雄骥。王雄骥1951年生于北京，北京六十四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由于“文革”期间他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受到冲击，促使一个原本幸福的知识分子家庭突然破落。
说到插队的时候，王雄骥说：“我当时不想来，但又怕不去插队给父亲加重罪行，所以只好报了名。报名的当天我领到了一张‘购箱证’，排着长队花了28元钱买了一只印有‘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的大木箱，全家人流着泪把我送上了火车。1969年2月7日，我来到了陕西黄陵县苍村公社插队。在队里我干过统计，当过队长，干了整整7年农活儿，吃遍了各种苦头。”
插队期间，除了劳动，他读了很多中外名著，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对事物、对人生有了很深刻的认识。1975年底，他辞去队长职务，告别了村民，到延安丝绸厂当了工人。工作不久，北京传来消息说弟弟病重住院，他请假回了北京。回京没几天，“四五”运动爆发，出于好奇，他随着人群挤进了天安门广场，从此他的命运开始改变。
王雄骥知道我是来采访知青的时候，他说：“我没有什么成就，你还是去采访那些好的吧！”我说你的经历很传奇，很想听你说说你的经历，他说：“没有什么传奇的事情，这一辈子倒霉事都让我赶上了，插队、坐牢、离婚、下岗，真是命不好。”
我问他可以说说坐牢的事情吗。他说：“可以啊！其实两次判刑我都没有什么大事，第一次只是因为我回北京看我弟弟那年，在天安门广场抄了几首诗歌，其中包括“扬眉剑出鞘’和几首很著名的诗篇。回到延安后，我无意中把抄有当时定为反革命诗篇的笔记本随手扔在床头，正好让来我房子里串门的保卫干部发现，告了密。厂里很快就研究决定，调查整理我的反革命材料。经过几个月的内查外调，1976年11月4日，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了我。
“把我逮捕后，每天拷打我还干过什么坏事，实在没有干过什么坏事，也没有什么可交代的问题，他们总是不相信我。最后觉得还是想办法交代个什么事情吧，后来想了想，我看过别人的几封信可以交代就又交代了看信的问题。刚来插队的时候年龄大了，那时候总想知道北京的情况，但我家来信少什么消息都得不到。抱着一种好奇的态度，私下偷拆过几封别人家的来信，其实只是想看看信里有北京的什么消息，结果交代完就成一条罪状了，给我还定了私拆信件的罪名。就这两件事，把我判了好几年。直到1979年3月20日，才以教育释放的意见把我提前释放。回到丝绸厂之后，我先后干过勤杂工、钳工、图书员。
第二次是1983年全国进行严打，就在我们这种前科犯里开始查，查看谁有什么不轨行为。有一天我正在家里吃饭，突然进来两个公安说要看看，他们还问我最近干过什么坏事?我说什么也没干过，每天都在老老实实地上班，结果其中一个公安指着门后面立的几把宝剑说，这几把刀是哪儿来的?我说是我自己用废钢料打的，他大声问我，你准备杀谁?我说谁也不杀，早晨锻炼用的。他又很严厉地高喊，胡说！锻炼用什么刀啊！跟我们走一趟！话音刚落，他们就把我推出了家门，我只好跟着他们走。结果他们把我带去之后，再也没放我回来，很快就以私造凶器罪把我判了一年半。
“1985年我再次刑满释放回到丝绸厂，领导安排我当了装卸工人，那年我36岁。1987年底，经人介绍我和当地农民郭荣莉结婚。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北京的念头了。觉得一是有老婆孩子了，二是两次判刑坐牢回北京没单位会要我了，三是我觉得回北京肯定人家都看不起我，毕竟人家不知道我的实际情况啊！所以干脆不再想回北京的事情了。”
几度牢狱生活使得王雄骥的身体日益虚弱，也使他的性格变得极其孤僻。他从不和周围的人来往，也不和妻子进行过多的交流，每天都是沉默寡言，独来独往。
1990年6月4日妻子和他办了离婚手续，并带走3岁的儿子改嫁他人。
王雄骥说：“近年来我全身是病，前些日子我去医院看病，医生说我严重缺少营养及多种维生素，要求我住院，刚住几天我就跑回来了，欠的医药费至今还没有给人家还上。实在是没有钱给他们，等以后有钱了再给他们还。
“我们厂自从1992年停产放假到现在，每月只发给职工70%的生活费，我一个月全加在一起总共能领63块钱。我身体太差，打工也没人要，63块钱还不够买一袋面，快一年没吃肉和蔬菜了，每天都是吃馒头喝白开水。”
我问王雄骥今后怎么办?他说：“没办法。估计我们厂不会恢复生产了，现在人都快走完了。厂里三百多北京知青只有我和韩天佑两个人了。韩天佑比我还穷，因为他和老婆离婚时人家把儿子留给他了。
儿子今年18岁，比他还能吃，两个人一个月只有63块钱的收入，就算你能买到一袋便宜面，两个人也不够吃。我比他强的是63块钱一个人吃，他是两个人吃，很困难。”
我问王雄骥今后有什么打算，他说：“没有什么打算，无论经济条件还是身体条件都不允许。只盼厂子恢复生产，让我吃饱再说。”
来源：凤凰台《冷暖人生》黑明《记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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